王健專訪
名琴阿瑪蒂Amati人物週刊：馬友友用的是杜普蕾的琴，你這把阿瑪蒂好在哪裡？
王健：名琴很多，製作工藝從前和現在也差不多，只不過這把琴一直由許多著名的大提琴家在用，快400年了，好比一個人始終在做運動，渾身是肌肉，沒有一丁點肥肉。新琴做得再好，木結構的部分沒有被反覆震動過，反應就遲鈍。弓是馬尾做的，有點像人的頭髮，上面有小顆粒，會跟弦發生摩擦。震動，摩擦，就是大提琴發聲的基本原理。
人物週刊：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周圍的人或者你自己認識到你是個有音樂天賦的人？
王健：我肯定是很小就對音樂有感覺的，比方一首歌很快就能背下來、在琴上拉出來。我並不很相信遺傳，許多大師的父母都不是搞音樂的。有音樂感覺，沒有後天的開發是成不了音樂家的。熏陶很重要。小時候家裡一直在放古典音樂，我父親找人裝了一個配馬達的唱機，從磁帶廠揀一些廢棄的帶子回來，接起來聽，那種很大的磁帶現在還保留著。
人物週刊：那聲音嘶嘶拉拉不好聽吧。
王健：CD剛出來的時候，很多人覺得不好聽，就喜歡LP那種模模糊糊的感覺。這是習慣問題。我覺得CD好像一張照片，清清楚楚，百分之一百給你；LP像一幅畫，有突出和虛掉的地方——它有缺陷，但有一種味道在裡面。老唱片裡虛掉的、不真實的部分，可以讓你產生幻想。
人物週刊：馬友友回憶少年時聽杜普蕾的LP，對她五體投地，「她的演奏像馬上要跳出唱片向你撲來一樣」，你喜歡她嗎？
王健：非常喜歡。她真是一個天才，渾身都是音樂。但她30歲不到就不能拉琴了(1973年，28歲的杜普蕾因為多發性硬化症停止演奏)，那時我還是小孩子，當然後來聽過她的全部唱片。我是85年出國，她是87年去世的，好像是10月19日，我在美國巡迴演出，有個朋友告訴我：杜普蕾死了。那天我永遠記得。人物週刊：您合作過許多頂尖樂團，對哪些指揮家印象深刻？
王健：指揮裡我最崇拜的是阿巴多。有人說過，誰接了柏林愛樂，誰就是音樂皇帝。以前是卡拉揚，卡拉揚去世後就是阿巴多。七八年前，阿巴多生了一場重病，差點沒活下來，後來動大手術，差不多整個胃切除了。他生病前後，我都跟他合作過，之前當然也很棒，但他病好之後的指揮簡直神了。接近死神然後回來，他對音樂的理解比生病前要好得多得多——溫暖、慈祥、充滿對生命的熱愛，充滿感染力——完全變了，把一些沒必要的東西都扔了。
做音樂家，一輩子追求的就是這個：他的音樂越來越純粹、溫暖、高尚。這很難做到。有些音樂家一輩子都在收集垃圾，到後來越來越複雜、囉嗦、強求、古怪。
人物週刊：特別想聽聽你跟皮耶絲(Maria Joao Pires，葡萄牙女鋼琴家)和格里摩(David Grimal，法國小提琴家)的合作經歷，因為我有他們的唱片，很喜歡。
王健：啊，那我要告訴David，他一定會很開心。我們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去巴黎常找他玩。
跟皮絲斯是多年的友情。1994年我從美國轉去歐洲發展，就是因為她常邀請我跟她一起在歐洲演出。她的鋼琴演奏是我聽到的最溫暖、最動人、最虔誠的一種，那種柔美裡頭是有骨頭的：有距離，有尊嚴。她常常會拒絕演出，說「我今天沒靈感，不演了」，就這麼任性。剛到葡萄牙時住在她家，在一個農場裡，她最喜歡為朋友們演奏，點好蠟燭，大家坐在地毯上聽，她一彈就是三四個小時。啊，那幾小時真是在一個美妙的世界裡，沒有任何心煩的事，看什麼都順眼，lifeiscomplete。她是一個純音樂家，我常說她要是有我一半的事業心，影響肯定比現在大得多。人物週刊：你說的事業心跟商業有關？
王健：對，對商業的尊重或妥協。她決不妥協。阿格裡希(阿根廷女鋼琴家)也是這樣。我發現很多女人都沒男人虛榮心強，她們把那些看得挺淡的。我誇獎她們彈奏得好，一點反應也沒有，說她菜做得好，房間佈置得漂亮，開心得不得了。生活中什麼東西重要，她們的選擇跟我們不一樣。
古典音樂是精神，流行音樂是娛樂
人物週刊：你對作曲家有偏愛麼？
王健：經過幾百年淘汰，今天能留下來的古典音樂都是好的、有價值的。作曲家各有風格，而且不是所有作曲家都給大提琴寫曲子。要說偏愛，巴赫的「六首無伴奏組曲」幾乎是所有大提琴家的寶貝，六六三十六(每首含6支曲)，簡直是一份特別的禮物。我很喜歡巴赫的音樂，他的作品跟中國古典哲學和美學是相通的，比如說孔子告訴我們「怎樣做一個好人」。巴赫是個虔誠的新教徒，他那些是從教堂裡出來的音樂啊，直接跟上帝對話，有神性，表現一種非佔有的愛，一種有距離的關懷。
我在國外常常被問：中西文化相差這麼遠，你怎麼能理解古典音樂？我就回答：你錯了，你說的西方文化是美國文化、是現代概念下的文化，它跟古典音樂的世界格格不入，中國傳統文化跟古典音樂反而接近。他們才不懂古典音樂呢！
人物週刊：古典音樂對你而言是什麼？
王健：是一種審美，是對精神世界的追求。流行音樂是一種娛樂，100首裡能挑出幾首好的，其餘都是垃圾。
人物週刊：在演奏那些前人演奏過無數遍的作品時，創新會不會很難？會不會令你感到壓迫？你會為創新而創新嗎？
王健：人類到今天千萬代人，每代人都戀愛，愛上對方的那一刻的化學反應都一樣，但每一段具體的戀愛會boring(令人生厭)嗎？不會。愛上的感覺永遠是神聖的，不可替代的。小時候我可能想過刻意創新這件事，但現在我絕對不會。牽著馬走不如騎在馬背上走，逆流而上不如順水而下，音樂不能強求，應該水到渠成。在那一刻你感覺應該怎樣演奏，就怎樣演奏，不要管手法對不對，這是我的看法。
人物週刊：你這麼做，是不是很容易引起爭議？
王健：我經常被那些樂評家批評的，但我不在乎，我知道他們是錯的。
人物週刊：你覺得自己的演奏最突出的特質是什麼？
王健：我覺得我的演奏比較有歌唱性，比較適合大提琴這種樂器。每個人的風格不一樣，但最後你被觸動、渾身起雞皮疙瘩的那一刻，會忘記他是怎樣演奏的，所謂句法對不對都不重要了。我認為鑒定一種演奏好或不好，就看它能不能進入你的靈魂，讓你感動。
人物週刊：你怎麼理解音樂的表現力？
王健：人們到現在也沒研究清楚，為什麼這樣樂器配那樣樂器就好聽，為什麼加進一段和聲就美妙無比，這是理性研究不出來的。我覺得人類最偉大、最寶貴的稟賦是感性，是你計算不出、無法歸納、或者還不知道的那些東西。平時你很理性，知道自己渺小，但聽一段好的音樂，有一剎那你會突然覺得神聖，靈魂不再孤獨，那一刻你好像超出了，有些東西被打破了，但你沒法解釋。
人物週刊：音樂家都像你這麼感性嗎？聽說你看電影特別容易掉眼淚。
王健：不，很多音樂家是非常理性的。但我一直認為人類的感性比理性更珍貴。
美國讓高尚藝術走向死亡
人物週刊：你聽爵士、搖滾或電子音樂嗎？
王健：爵士我喜歡艾拉．費茲傑拉(Ella Fitzgerald)，對音樂的理解，一些歌劇演員未必比得過她。一般的爵士，表現那種蕭條、放棄、回到零點，跟我的性格不太相符，聽著就不太過癮。POPMUSIC、R＆B我也聽，有些挺棒的，節奏感那麼好，但100首裡能挑出一兩首就不錯了，所以就沒那個耐心去聽。電子音樂聽得不多。流行音樂裡有太多濫竽充數的東西，泥沙俱下。
人物週刊：史特拉汶斯基說自己本應「像巴赫一樣過一種默默無聞的生活，為自己的目標和上帝定期創作」，卻不得不受到出版商、音樂節、留聲機公司、指揮家的廣告和他自己的廣告的干擾，你有類似的煩惱嗎？
王健：美國的崛起為藝術文化敲響了喪鐘，是高尚藝術走向死亡的起點。美國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，似乎也是惟一一個十足的金錢社會和商業社會。任何人類產品，包括精神的，都要迎合大眾，為他們服務，因為要賺盡可能多的錢，就必須照顧大眾口味，這是很可怕的事。好萊塢是有能力拍出精神境界很高的電影的，但它不能也不願意那樣做。
人物週刊：我們現在不也在走這條路麼？
王健：這很可怕，很危險。現在全世界都跟美國學，所有東西都得賣給金字塔底部的人，一切都得符合商業原則，就沒有高尚文化了。斯特拉文斯基說得太好了，我還以為就我們在抱怨呢。巴赫那個年代，他不用考慮賺錢，就負責照顧好人的精神。李白、杜甫要在街頭賣詩謀生，我們還有好詩麼？要是他們當也上百家講壇，我們早沒戲了！
人物週刊：看來你有強烈的精英意識。
王健：你可以這麼說。人生來都是無知的，你得經過努力才能變成精英。商業沒有錯，做個老百姓也沒什麼不好，但不能鼓勵大家都做一輩子傻蛋，這是不可以的！這樣社會會變得越來越沒有質量，創造力萎縮，大家苟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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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摘自南方週刊
http://magazine.sina.com.tw/southernpeopleweekly/20080415/2008-04-14/ba51047.shtml
